玉米是我国生产面积最大的粮食作物，约占粮食种植总面积的35%；大豆则长期依赖进口，进口依存度超过80%。二者转基因品种商业化有着重大意义。

我国转基因作物研究进行了近四十年，通过初审的转基因玉米、大豆品种中，转基因性状集中于抗虫和耐除草剂，转化体所有者（即转基因性状来源方）主要为北京大北农生物技术有限公司、杭州瑞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、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科学研究所、北京粮元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等。转基因种子商用的落地还有多远？种业赛道应做好哪些准备？

我国虽是粮食大国，但在粮食上，每年大豆、玉米累计进口量超1亿吨，其中大豆的对外依存度甚至超过80%。

进口粮食主要的消耗量来自饲料。猪料是我国饲料需求中的最大头，玉米、大豆又在其中占比最大，玉米在饲料中的占比达到60%～65%，其次是豆粕占比为20%左右。近年来，我国食物消费结构中肉类、奶类等畜产品快速增长，带动了饲料粮需求不断增加。

然而我国玉米、大豆的产能却始终处于较低水平。与粮食出口大国美国相比，我国大豆单产平均水平在130公斤左右，而美国的大豆单产平均是240公斤；我国玉米单产420公斤，美国的玉米单产770公斤。2022年国内大豆消费量为产量的近六倍，消费量高达11993.34 万吨，产量却只有2036.06万吨，自给率仅为16.98%；2022年我国玉米产量为27353.90 万吨，消费量为28814.49 万吨，也相差近1500万吨。

因此我国玉米、大豆长期存在较大的供需缺口，每年要花费数百亿美元，从美国、巴西以及乌克兰等地区购买。去年全年我国进口粮食14687.2万吨，其中包括大豆9108.1万吨，玉米2062万吨。据智研咨询统计，二者进口额累计花费超过680亿美元。其中，玉米进口金额约为71亿美元，大豆约为612亿美元。

进口粮食便宜量大，一方面得益于当地的农业补贴、规模化、机械化程度高，但更重要的是种子的“基因优势”。

目前，转基因性状主要围绕抗病虫害和抗除草剂等研究展开。杂草、病虫害，以及对应的杀虫剂、除草剂都会对作物本身的产量、质量产生不利影响。以大豆为例，除草剂落在大豆叶片上会造成叶片变黄、变形及叶片数量减少，除草剂渗入到土壤中也会破坏土壤中的微生物菌群共生环境，影响大豆植株的发育。

而通过转基因技术将抗病虫、抗除草剂的性状叠加到优良的大豆、玉米品种身上，便能够帮助种子“逆天改命”，使种子不怕病虫害和除草剂，从而降低除草、除虫成本，同时显著提高作物的产量。

以美国为例，根据USDA数据，2006年美国转基因HT耐除草剂大豆相比非转基因大豆单产高出12.32%；2010年美国转基因IR抗虫玉米相比2010 年同期美国非转基因玉米单产高出19.97%。

当前，以转基因为代表的生物育种是育种领域的革命性技术，是必须抢占的新领域新赛道。

农业转基因技术在增加作物产量、减少病虫草害损失、减少化学杀虫剂使用、节省人工成本等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。

农业农村部指出，转基因技术研发我国并没有缺席，在20世纪80年代启动的“863”高技术研究和20世纪90年代启动的“973”基础研究中早有部署、持续跟踪。从试点看，转基因玉米大豆抗虫耐除草剂性状表现突出，对草地贪夜蛾等鳞翅目害虫的防治效果在90%以上，除草效果在95%以上；转基因玉米大豆可增产5.6%～11.6%。

在推动试点的同时，相关部门根据《种子法》《食品安全法》《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条例》等法律法规严格监管，依法打击制种、售种、种植、加工、销售等环节非法行为，落实产品标识管理制度，确保产业化应用规范有序。

大北农集团常务副总裁刘石在中国种子大会报告中表示：“如果生物育种技术商业化，玉米产业直接收益每年将增加500亿~800亿元人民币，在玉米总供给不变情况下，可节约耕地近6000万亩。”

1986年3月开始实施的“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”，即“863”计划为我国转基因大业拉开了序幕。玉米、大豆作为饲料作物、油料作物，对养殖、食品行业影响重大，因此备受重视。据不完全统计，在过去三十多年中，政府推出的大豆、玉米相关的转基因文件超过30份。

从市场结构来看，我国的转基因作物种植面积较少，行业集中度低，市场还有着很大的开发空间。2019年美国转基因作物种植面积占总耕地面积的 45.33%，而我国占比仅为 2.68%。2020年我国种业市场CR5仅为12%，而海外可达到52%。

我国转基因技术应用的作物较少，若应用至玉米，中国种业的市场空间将得到大幅的提升。2019年我国玉米的种植面积为6.3亿亩，杂交玉米种子价格较低，约为56元/亩。若以美国一亩地玉米种子价格110元测算，我国转基因玉米的终端市场收入空间达693亿元；若出厂价按照65%的终端价，市场空间为450亿元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