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，2022年全国粮食总产量达13731亿斤（68653万吨），比上年增加74亿斤，增长0.5%，实现粮食生产“十九连丰”。但是，2022年我国进口粮食超过1.4亿吨，对外依存度仍然较高，达到17.6%。同时，虽然我国水稻、小麦单产高于世界平均水平，但是玉米、大豆单产与国外的差距在扩大。据悉，1995年，美国玉米和大豆的单产（每亩）分别高出中国147公斤与47公斤，到2020年，则分别高出298公斤与93公斤。“这说明我国玉米和大豆的育种水平与国外的差距在逐步扩大，育种科研的发展满足不了社会发展需求和国家的重大需求。”中国工程院院士万建民指出，种业是确保粮食安全的重要源头，良种的提升对中国粮食安全具有重要意义。

当前全球种业市场快速增长，跨国种业集团纷纷布局全球，全球化凸显。同时，美国、法国等发达国家种业经历100余年的发展，分工明确，科研组织机制完善，政府投资基础性和公益性研究，企业投资种业技术研发和产业话，形成了成熟的现代种业科技创新体系，竞争优势明显。另外，全球生物种业市场进入少数寡头竞争阶段，跨国企业成为种业资金投入、技术创新和市场受益主体。“生物技术加快种子产业变革。”万建民指出，多组学、生物技术与信息技术的学科交叉技术融合驱动种业科技快速发展，推动智能化、精准化、工厂化产业革命，生物育种基础研究不断深入，生物育种技术迭代升级，科技创新引领国际种业发展。

针对我国生物种业发展现状，万建民介绍，我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种子市场，种业市场潜力巨大；良种对我国粮食单产贡献率达45%以上，有效支撑了粮食产量和质量稳步增长。此外，我国完成了多种重要农业生物的测序或重测序，深入解析重要性状调控网络，克隆了一批重要性状新基因，打破发达国家对基因专利的垄断，育种基础研究取得突出进展；生物育种技术创新紧跟国际前沿，生物技术专利总量10513项，占全球21.9%，位居全球第二。

但同时，万建民指出，我国种业也面临许多挑战。一是我国深度鉴定评价的种质资源不足10%，遗传多样性研究与资源有效利用率都较低，新品种间遗传相似性过高，制约粮食生产能力及国际市场占有率，基因资源深度挖掘亟待加强。二是基础研究与育种应用结合不紧密，育种理论方法创新能力偏弱，农业生物基础研究原创不足。三是我国虽是生物技术研发大国但不是核心技术策源地，前沿育种技术短板依然突出，核心技术专利缺乏。四是农产品的优质、安全与高效难以统一协调，玉米、大豆单产仅为美国的60%，差距巨大，新一代产品迭代升级滞后，重大新品种研制能力亟待提升。五是我国种业企业数量多、育种规模小，市场集中度低，企业投入不足，还面临跨国公司冲击，种业企业育种创新能力亟待提升。六是种业上中下游衔接不紧密，科技创新与市场需求脱节，尚未形成市场导向的高效种业科技创新体系。

因此，2021年7月9日,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《种业振兴行动方案》,重点实施种质资源保护利用行动、种业创新攻关行动、种业企业扶优行动、种业基地提升行动、种业市场净化行动，力求用10年左右的时间，打一场种业翻身仗，实现重大突破。

当前，耕地水资源刚性约束，改善生态环境压力加大，同时随着生活水平提升，人们的消费习惯由“吃得饱”向“吃得好”转变，优质农产品供给不足，以及中美贸易摩擦、国际形势动荡等因素都给我国食物安全和粮食供需形势增添了变数。万建民表示，生物育种是种业创新的核心，关键技术突破是种业振兴的核心。“随着新一轮种业科技革命正在兴起，发达国家以及跨国企业集团愈发重视生物种业创新发展，并成为提升国家竞争力的战略举措。”万建民指出，我国必须加大生物育种与产业化力度，突破关键技术瓶颈，培育战略性新兴生物产业，保障国家食物安全。